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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以前的印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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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5-29 04:42:2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要了解佛教,似乎有必要简单介绍之前的印度宗教思想。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,阿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入侵印度,建立了印度文明。


但是在此之前,印度本土已有原住民族孟达人、陀罗毗荼人等。尤其是陀罗毗荼族人口众多,文化发达。


在被阿利安人征服、沦为阿利安社会的奴隶阶级后,对于印度文化之形成,仍然深具有形或无形的影响;


特别是宗教中的女神、蛇神和树木崇拜等,一般认为,对后世印度教的成立影响甚大。
       
陀罗毗荼人和阿利安人混合成为印度人,不过现在的印度半岛南部,还住有比较纯种的陀罗毗荼人,仍然使用陀罗毗荼系的语言。


此外,印度河流域的原住民族在阿利安人入侵之前﹐已经建立所谓的印度河文明,据推测,是在公元前二千年的前后一千年之间。


在产生此文明之地方面,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和孟黑就达罗二都市尤具代表;根据后来的挖掘研究知道,这一文明流布的地域十分辽阔。


从出土的文物来看,这一民族已拥有青铜器文明,并具有完整的都市形态;而且和宗教有关的出土物方面,有许多被认为和后世的印度教有极深的关系。


但尽管此一文明广布千年之久,由于突然间消失无踪,其后来如何与印度文化发展结合,便不得其详了。
       
侵入西北印度的阿利安人,定居于印度河上游旁遮普地区,成立了以梨俱吠陀为中心的宗教(公元前一二○○年顷)。


这是崇拜天空、雨、风、雷等自然界力量为神祇的多神教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,阿利安人更向东占据了阎牟那河和恒河之间的肥沃土地。


由于此地物产富饶,也没有外敌入侵,在长期的和平中,发展出丰富的文化;成为后世印度文化特征的种种制度,大致确立于这个时代。


梨俱吠陀成立后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,依次成立了沙摩吠陀、夜柔吠陀、阿达婆吠陀。


随后,说明祭祀方式的梵书(公元前八百年顷)文献和哲学思索成果的奥义书(公元前五○○年顷)文献,也相继成立。
       
这时代的阿利安人分成各部族生活,以农、牧为主,工商业也同时发达起来,但大都市尚未成立。


职业也进行分工,执行祭祀的婆罗门阶级,掌理军政的贵族阶级(剎帝利),其下从事农牧工商等的庶民阶级(吠舍),


义务侍奉以上三阶级的奴隶阶级(首陀罗)等四姓差别,便是在这时代确立;这便是之后再发展出更复杂的阶级制度的本源。不同的阶级之间,彼此不能婚嫁或共同进食。


随着阿利安人的发展,部族间产生对立和统一,弱小部族逐渐被统一后,发展为推选出拥有独裁政权的王的王国。


其中著名的部族战争,有当时最强的波罗达族和普鲁族之战;结果产生了流传后世的长篇叙事诗《摩诃波罗多》。


在当时的王方面,以有毗提诃国王遮那迦最为有名。「毗提诃」是婆罗门教的中国(阎牟那河和恒河之间的国土)以东的国家,意味着阿利安人从中国再往东发展到了恒河中游地方。


随着国土扩展,贵族的势力增强,与原住民族的接触更深,产生了和西方婆罗门中心不同的贵族中心的思想文化。佛教的教祖乔达摩出现的时间,正好就在这个时候。


佛教的创始者乔达摩(Gotama),诞生于公元前五○○年左右;这时正值中印度社会、思想的变动期;一般认为,佛陀得以生于此一社会变迁时期,是佛教能够顺利发展于全印度的原因之一。


北印度信奉吠陀宗教,婆罗门阶级的权威受到重视;而在中印度这块新开发地,婆罗门的权威则尚未确立。在这个地区,武士阶级的势力还很强,婆罗门屈居其下。
       
阿利安人从北印度发展到中印度的过程中,众弱小部族逐渐被合并,改变为王国的型态,当时中印度有所谓十六大国,这些国家被企图进一步合并为少数的王国;


尤其是占据中印度西北方的拘舍罗国(Kosala,首都舍卫城),和占据恒河中部南边的摩竭陀国(Magadha,首都王舍城),便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。


特别是新兴的摩竭陀国,最后统一了全印度,开创了印度第一个王朝;一般认为,这主要是因为摩竭陀国拥有农产挂帅的丰富财力。


总而言之,到了这个时代,出现了狭义的王者,于是王者的权威渐受重视。恒河流域酷热多雨,而拜丰富的物产所赐,此处出现了以农耕为主的耕作者和地主。


而且随着物资逐渐丰饶,工商业及手工业变得兴盛,都市渐次发展起来;于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商队和公会,产生了商业领袖的长者阶级。


如此一来,当时政治及经济关系产生变化,古代的阶级制度也就跟着动摇;而且婆罗门的阶级权威不受尊重的情况,似乎意味着吠陀自然崇拜的宗教已然失势。


崇拜自然现象的朴素宗教,好象已经无法满足当时体验奥义书中‘梵我一如’哲学的知识份子,而阿利安人受到陀罗毗荼族的宗教影响一事,似乎也是促成新宗教思潮兴起的原因。


再者,当时中印度的物产富足,所以足以赒济许多游民、出家者,故有志于宗教者便出家成为游行者,借着在家人的布施维生,以便绞尽脑汁来探求真理。


只不过,尽管物产丰富、生活安定,但是在缺乏娱乐的古代,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生活中,就会引发无法被救赎的不安与倦怠感,


于是就产生了逃避现实、至彼岸追求真理的社会风气,并且出现了好人家的小孩相继出家的现象。
       
当时有两种宗教师:婆罗门和沙门。传统的宗教师称为婆罗门,他们信奉吠陀宗教,掌管宗教祭祀,同时潜心于梵我一如的哲学,希冀获得不死的真理。


他们在少年时代拜师进入学生期,学习吠陀经典;接着学成后返家,结婚而尽一家之主的义务,进入居家期;


而到了老年后,将家权交给儿子,退居山林,渡过林住期;最后离开森林的住处,进入一处不住的游行期,终其一生于行方不定的旅游之中。
       
相对于这种婆罗门的修行者,这个时代出现了全新的修行者,他们称为沙门,意思接近努力的人,是古奥义书所没有的新宗教师。


他们离家后过着乞食的生活,直接进入游行期的生活;而且年轻时代便守禁欲生活,于森林中修习瞑想(瑜伽),或埋首于剧烈的苦行,想从中悟得人生真理,得到解脱。
       
关于当时的沙门,佛教的经典中提到所谓的六师外道,有六位宗教家十分有名。据载,他们都带领一批弟子,被敬为教团领袖。


这六人如下:一、布兰迦叶;二、末伽梨瞿舍梨;三、阿耆多翅舍钦婆罗;四、婆浮陀迦旃那;五、散若夷毗罗梨沸;六、尼干子。


这些人最重视的,是善恶行为(业),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(报)。第一的布兰迦叶否定道德,主张杀人、盗物等不是作恶,认为善恶行为并不会造成道德的结果。


第二末伽瞿舍梨提倡偶然论、宿命论,主张人不管向上或堕落都无因也无缘;其教团称为阿耆毗伽,佛典译为邪命外道,本意为遵守严格的生活规则者,是苦行主义者。


阿育王碑文和《实利论》等也提到这个教团,和佛教、耆那教同为后世有力的教团之一。据传瞿舍梨曾和耆那教领袖大雄在一起修行,似乎是一位想藉由苦行得到解脱的修行者。
       
第三阿耆多是唯物论者,主张只有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元素是实在的,道德行为没有作用。这种唯物论的传统延续到后代,称为路伽耶陀,佛典译为顺世外道;此外后世也称之为遮卢婆伽。
       
第四婆浮陀主张地水火风四元素外,再加上苦、乐、生命,此七要素是实在的;由于七要素是不变的,所以杀人只是刀穿过这七要素的间隙而已,所以杀人并不成立。这种只认为要素是实在的观点,后来发展成胜论学派。
       
第五散若夷,对问题擅长作游移不定的回答。一般认为,他基于对知识怀疑和不可知论;也有人认为这是对逻辑学的反思。后来成为佛陀大弟子的舍利弗和大目犍连,都曾在其门下。
       
第六尼干陀,即耆那教的创始者大雄。尼干陀是离系缚的意思,以离身心之束缚为目的而修苦行的教团,称为尼干陀派。


大雄加入这个教团后,修习苦行,悟得耆那(胜者,降惑者)。因此,从他以后这一教团便称为耆那。


耆那教以前的尼干陀派,似乎历史十分悠久,此派所说的二十四祖中,一般认为波粟湿婆确有其人。
       
耆那教和佛教同为有影响力的宗教,教理用语等和佛教也有许多共通之处。耆那教的目标是克服身体的束缚,


即肉体的欲望和本能,而得到心的自由;所以行苦行以减弱身体的能量。除此之外,并实践以五大誓为中心的严格戒律,


尤其严禁杀生,并强调无所有(舍弃所有),所以也有修行者连衣服都舍掉,而裸体修行(空衣派)。


这一派的教理和知识论都颇具特色,被汇集成经典而传承至今。其早期经典是用半摩竭陀语所写。
       
当时能有如此多的沙门辈出,主要是正值思想改革期的时代,同时不可忽略的是,当时中印度也具有可以供养大量出家人的经济能力。


中印度位于恒河中游,那时候处于阿利安人确立农耕的定居生活时代。当时中印度的稻作技术十分进步,粮食丰富。


在热带地区,食物很容易腐败,烹煮过的物如果有剩余,大都要丢弃。因此以乞食为生而修行的沙门,很快就一一出现了。
       
从以上六师的主张看来,道德行为有没有果报,是当时的重要问题;这是业的果报问题。如果有业的束缚,则如何断除业缚而使心得自由,


自然也成为重点;这又和轮回有关。但是轮回转世的思想,吠陀经典中还没有出现,这是在奥义书中逐渐成熟的世界观。


但是,轮回一语在古奥义书中尚未出现,而佛陀以后的奥义书则逐渐大量使用。也就是说,可能正当佛陀时代,才确立这反复生死的轮回观。


只是如果有了轮回的观念,必然会考虑到轮回的主体。业的思想也是早在佛陀以前就有,但业报尚未被承认为法则;


佛教把这个业的笼统观念,条理成佛教独有的‘业的因果律’。耆那教也承认业的果报,但他们颇倾向于把行为的结果当作惩罚。
       
关于身为轮回主体的自我(命我)及其存在场所的世界,当时有六十二种见解,即佛教的《梵网经》所载的六十二见。


因为人心是不断迁变的,如果认为心中有常住的自我,那么便产生种种‘如何把握自我’的意见。


耆那教的文献记载,当时有三百六十三家之诤,归纳成作用论者(业论者),无作用论者、无知论者(怀疑派)、持律论者(道德家)等四种。


此外,佛典把当时的世界观归纳成三种:依神意而活动的自在神化作说(尊佑造说)、一切由过去业所决定的宿命论(宿作因说)、


一切是偶然产生的偶然论(无因无缘论)。佛陀斥责这三种见解,认为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努力的成果。佛陀宣说的缘起论的立场,已经超越了这三种立场。
       
以上的见解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种:一、正统婆罗门的转变说,自我和世界都是从唯一的‘梵’流变而成的;二、否认只有唯一绝对者的积集说,元素是常住的,元素集合而成为人和世界。


修行方法方面,也可分为修定主义,修定静心以求解脱。以及苦行主义,断绝束缚心灵的迷惑力量,以得解脱。


总而言之,佛陀出世的时代,正是传统的吠陀宗教丧失其光辉,而新的宗教权威尚未确立的时代。而且是许多思想家试从内心发现真理,恍如暗夜中摸索前进的时代。
摘自平川彰《印度佛教史》

我只是一个复读机,在不断地复读着佛陀的教导、四圣谛法、南传具德僧众的开示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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